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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晋丨做好社会试验研究工作,推动贫困地区儿童发展

2020-03-13 10:58来源:1分钟1期的快3漏洞编辑:董颖作者:

  

方晋丨做好社会试验研究工作,推动贫困地区儿童发展

  2020年,对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来说,同样充满了机遇与挑战。虽然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绝对贫困没有了,但相对贫困依然会长期存在。

  作者:李建宇

  随着2020年的大门被敲开,我们伟大祖国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所说,这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这一年,我们也会坚决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来说,都可谓浓墨重彩的一年,都可谓具足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而2020年,对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来说,同样充满了机遇与挑战。虽然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绝对贫困没有了,但相对贫困依然会长期存在。尤其对于我国偏远地区的儿童来说,他们能够掌握的生存及发展资源相对有限,需要国家与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有鉴于此,方晋秘书长说,在新的一年,基金会将继续围绕“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这一主题,做好相应的社会实验和政策研究工作,推动国家政策的完善,服务国家的发展。

  

方晋丨做好社会试验研究工作,推动贫困地区儿童发展

  以经济学为业,与基金会结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方晋在北京长大,算是个北京孩子。跟其他孩子的成长轨迹不同的是,方晋高中毕业后就到澳大利亚留学,这在当时并不多见。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已渐成如火如荼之势,年轻的方晋深受感染。怀揣着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理想,他并没有选择金融、财会等便于就业的专业,而是一头扎进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并最终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我国经济随之步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毕业后,方晋觉得搞实业也能帮助国家发展,就进入了企业界。但在工作的过程中,他渐渐地发现自己的性格、志向其实并不太适合在企业工作。于是他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其经济学学习与研究工作。这次,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回忆起在北京大学进修经济学博士的这段经历,方晋认为自己在这段经历当中受益无穷。因为在这里,他学习到了更加系统、严谨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规范,也更加坚定了自己通过经济学研究来服务祖国的信念。在取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之后,方晋机缘巧合地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正式开始了自己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期间,方晋主要负责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研究,包括对外贸易、外商投资等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间,他与同事合著的《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赢得了2013年孙冶方经济学奖以及中国发展研究奖特等奖。但就在学术研究之路越发得心应手之时,组织上却给了他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建议,那就是调他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工作。

  对于长期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方晋来说,这意味着工作角色的巨大转换。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他的日常工作以查找研究资料、召开座谈会和调研为主,而基金会则有大量偏向于组织协调和对外沟通一类的工作。面对这一转变带来的挑战,他感到了些许忐忑。在这个关键时刻,方晋身上那种敢于突破的性格再次发挥作用,鼓舞着管理经验尚缺的他走向新的工作岗位。由此,他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到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先后分管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政策研究、国际交流以及儿童发展方面的工作。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于1997年11月正式注册成立,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是一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会。其宗旨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其实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时候,方晋就已经了解了基金会的很多情况。基金会属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下属机构,二者之间有许多业务交流。例如每年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就是由国研中心主办、基金会承办的。再比如基金会每年都会举办一些和其他国家的国际交流活动,像中美金融研讨会等,方晋也都有机会参加。基金会会把一些国际企业界、学术界、国际组织的高端人士邀请过来,和中国政府高层进行交流。一方面让他们了解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言献策。方晋觉得这些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而当时基金会中不乏年轻精干的高素质人才,他们的多面技能也给方晋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从方晋转入基金会、担任副秘书长起,到他2019年成为新一任的基金会秘书长,方晋陪伴基金会走过一段茁壮成长的岁月。过去六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在基金会报送的有关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研究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担负着习总书记的嘱托,着眼未来几年研究工作与社会责任,方晋秘书长立志与基金会所有同僚一起,再接再厉,撸起袖子加油干!

  

方晋丨做好社会试验研究工作,推动贫困地区儿童发展

  从"阳光校餐"开始,到儿童项目铺开

  基金会的贫困地区儿童发展项目始于2006年。在时任秘书长卢迈的带领之下,项目成员在贫困地区展开调研活动,观察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获取与身心发展状况。调查发现,所在地区中的寄宿学校由于条件有限,难以为学生提供餐饮。学生们只能从家里携带大米、黄豆、咸菜等食材,在学校将食物蒸熟、用餐。由于长期难以获取均衡充分的食物营养,当地的许多孩子都出现了营养不良的问题。

  基金会随即在所在地区开展起实验项目。实验人员选择了两所学校,分别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同时与卫生部展开合作,邀请疾控中心的营养专家根据孩子的生长特点来制定营养菜谱。作为实验组的学校可获得基金会的支持,为学生们提供免费营养餐。一年之后,实验人员对比了两个学校孩子的身心发育状况。调查结果表明,相比未被提供营养餐的对照组学生,被提供营养餐的孩子不仅在身高、肺活量、跑步、跳远成绩等方面的数据更具优势,在自信心、学习成绩等非生理层面的表现也有所提升。

  2008年,项目成员将这一调查结果拟成报告,正式递交中央。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很快便下达批示,要求基金会推动该试验项目进一步的推广。基金会做了成本测算,中国有2000多万的贫困学生,如果三块钱一顿午餐,那么一年下来所有费用也就是两百亿人民币左右。那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两百亿的补贴是可以拿出来的。于是在基金会的极力倡导下,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午餐在2011年就变成了国家政策。方晋说,当时他还没有来基金会任职,但是基金会这种实证研究的方式以及研究结果给社会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给了他的很大的启发。说起这个项目,方晋还说“营养午餐”算是基金会做的最成功的项目之一。教育部至今都承认,对于推动贫困地区学生营养午餐这件事上,基金会做了历史性的贡献。

  2009年的时候,基金会又在青海和云南做了关注儿童早期发展的项目。经过更加深入的调研,基金会研究人员发现在儿童发展的更早期,也就是学龄前阶段,同样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学前教育缺失的问题。

  首先就贫困地区学前孩子营养不良的问题来说,一是贫困地区家长欠缺健康知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有营养的,所以也不知道给孩子吃有营养的东西。方晋举例说,贫困地区还常有家长拿鸡蛋去给孩子换方便面这样的事情,这直接说明贫困地区的很多家长缺乏最基本的营养意识。第二个就是因为贫困的原因,很多家庭吃的东西本来就十分简单、缺乏营养。鉴于这种状况,基金会开展了“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跟疾控中心的营养专家合作,给6个月大到24个月大的儿童免费制作和发放营养包,旨在降低贫困地区儿童的贫血率并缓解体重生长迟缓问题。在基金会等机构的建议推动下,2012年起,营养包免费发放也成为了国家政策。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了贫困地区的全覆盖。

  再者就是学前教育缺失的问题。因为学前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畴,公办园一样收费,民办园则更为昂贵。在许多贫困地区,大多数幼儿园只分布在县城,仅有少量分布于乡镇,更别提偏远山区。对于居住在偏远山区的孩子来说,他们既缺乏到乡镇、县里上学的交通条件,也无法应对学费的负担。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基金会开展了一个被称作“一村一园:山村幼儿园计划”的项目。该项目的特点是不做硬件投入,因为村里的孩子少,搞硬件投入不经济。基金会利用村里闲置的公房或是一些因为撤点并校闲置出来的村小,聘请志愿者老师,就把一个山村幼儿园开起来了。基金会向这些老师支付工资,并在老师上岗前对其进行严格培训。地点和老师找定之后,村里的一二十个孩子就可以组织在一起混龄教学,一起活动、游戏、学习,养成各种良好的习惯,并学习说普通话。

  方晋介绍说,一开始志愿者老师们都是走教,因为老师少,所以一个老师就会在这个村待两天,又去那个村待三天。后来基金会从社会上筹到一些钱以后,就开始让老师固定下来。而这无疑更符合孩子们的成长需求。方晋进一步说,这个“一村一园”项目的成本其实非常低,一个幼儿园一年投个三四万块钱就够了。很多地方政府有能力去承担这一部分费用。

  在“一村一园”的项目实施后,后期的数据调查结果显示,试点地区的幼儿早期发展状况获得明显改善,与城市儿童的差距大大缩小。项目收益儿童在语言、认知、记忆特别是社会性等领域的发展,显著高于未入园儿童。值得一提的是,“一村一园”项目在2018年的世界教育创新峰会上获得了“2018年度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这是该奖项自创立以来的第一个获奖中国项目。

  此外,基金会同步开展的社会试验项目还有很多。例如“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针对贫困地区农村6—36个月婴幼儿家庭提供早期的养育指导。再比如“西部农村小学信息化”,通过信息化手段促进西部地区农村小规模学校或者教学点与城镇学校间的教育均衡。还有“中等职业教育赢未来计划”,通过校长培训、学生技能训练、德育培训、就业网络平台建设等干预措施,提升中职教育质量,培养健康向上的新型技能人才。

  方晋介绍说,根据国际《儿童权利公约》,0-18岁的任何人都应该算为儿童。而基金会的一个宏大愿景就是将各个项目打通,为贫困地区0-18岁的儿童提供全方位的涉及健康、养育、学习乃至就业培训等一系列领域的支持,帮他们尽可能地缩短与发达地区的儿童成长之间的差距,培养健康向上的社会人才。但另一方面,基金会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方晋表示,要实现这样宏大的愿景,就一定离不开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

  

方晋丨做好社会试验研究工作,推动贫困地区儿童发展

  阻断贫穷代际传递,我们还要做得更多

  2019年6月份,方晋开始担任基金会秘书长。虽然事务繁忙,但是对于儿童发展项目,他仍坚持分管。因为在他眼中,这个项目实在太重要了。关于实现“阻断贫穷代际传递”的目标,基金会要做的事情还有太多太多。方晋进一步谈到,虽然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健康成长,但其实对与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和关于促进儿童发展的具体做法,我们都缺乏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

  近几十年来,儿童发展理论已经证明,在儿童早期发展上有两个问题非常重要:一是要和孩子进行积极互动;二是要对孩子进行各种正向的刺激。对于有条件的家庭来说,家长不掌握这个理论,也知道要对孩子多多关注,听胎教音乐、讲故事、看绘本。问题在于,贫困地区的许多家庭都没有这种意识,更缺少这方面的资源。方晋说,虽然这几年脱贫攻坚以后偏远农村的条件要好上很多,但仍有一些贫困家庭连像样的玩具都没有,更不要说图书、绘本。再加上中国特殊的留守儿童现象,父母不在孩子身边,都是隔代抚养,可以想象爷爷奶奶、外祖父外祖母对于孩子的养育状况。这一代的老人们文化水平较低,很大程度上缺乏良好的养育意识,对孩子的养育模式多以“放养”为主,日常对话中也以负面刺激居多。这样的情形下,贫困儿童的健康发展很难得到保障。

  方晋介绍说,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限于中国,其他国家贫困家庭的儿童也有这种情况。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几个学者观察了40多个家庭,跟踪了很长时间。主要工作是在这些家庭的家里录像,观察家长与孩子的日常互动。实验发现,贫困家庭的孩子每天听到的词汇量远远低于高收入和高学历家庭的孩子听到的词汇量。低收入家庭的家长,一是较少和孩子说话;二是即使说话,所用的词汇也更为简单。方晋强调,仅仅就一个变量进行观察,就发现如此大的不同。倘若将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加入考量的话,长时间累积下来,高收入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之间的差距将会是巨大的。

  在中国,因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再加上留守儿童、隔代抚养的问题,高收入与低收入家庭儿童之间的差距较发达国家更为突出。因为在发达国家,一是因为父母基本都在孩子身边,关爱的程度较高;二是因为国外的许多家庭都不止一个孩子,所以孩子的社会性问题并不突出。而在中国,由于独生子女较多,孩子如果不上幼儿园,不但学习成绩会受到一定影响,其社会性一般也会受到影响。

  这个问题如果放之任之,最终导致的结果会是贫困的代际传递。对于贫困地区的百姓来说,他们一无资源,二无能力,单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孩子的教育和养育问题无疑是天方夜谭。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这些问题还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调节。家长倘若不知道怎么养育孩子,还可以花钱向各种各样的儿童教育机构购买相应服务。但是在偏远地区,市场化手段是行不通的,因为很多贫困家庭不可能有能力购买相应的服务内容。所以归根结底,方晋强调,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政府支持。而基金会的任务,就是通过社会试点的方式得出科学结论,最终推动政府采取行动,使贫困地区儿童发展问题得以更好地解决。

  方晋进一步强调,贫困地区的儿童发展问题倘若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其后续发展所需要的国家支持将远远大于早期干预需要的投入。一方面,通过帮助这些儿童提高身体素质和学习能力,可促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减轻政府的救助负担;另一方面也能减少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大有裨益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海克曼所说,从根源上消除贫困,早期的“预分配”策略比后期的弥补和再分配策略更符合成本效益。能力产生能力,越早投入干预,产生的能力越能延续。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方晋介绍说,虽然听起来基金会做的这些项目公益性很强,但是基金会跟其他公益组织却有着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基金会所做的每一个项目,都要做某种干预的试验,然后对其效果进行评估,从而判定可不可以复制、推广。“阳光校餐”、“一村一园”等项目无一例外。基金会做项目的最终目的,并不仅限于帮助试点地区的儿童脱离困境,而是要形成政策建议,促进国家在儿童发展相关领域进行更好的政治决策,从而在更深广的层面上,推动偏远地区儿童发展问题的解决。

  方晋介绍到,基金会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下属机构,其提出的建议可以通过国务院发展中心上报,从而更加高效地推动了政策的落地。而且,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基金会都十分信任。和其他一些纯民间的公益机构相比,这是基金会的一个优势。方晋还笑称,虽然基金会的钱不多,但撬动的却是几百亿的财政投入。这个工作的意义,不可谓不大。

  方晋介绍,基金会的初衷是针对贫困儿童发展问题形成一套可行的操作体系。而最终的执行,还得靠地方政府。相当于基金会提供方案、课程、技术和一部分资金,具体地方上的幼儿园老师、家访员的招聘、管理以及平时监督,都是地方政府在执行。方晋介绍到,基金会的任何一个试点,都不会无限期搞下去。一般来说,基金会都会事先跟地方政府说要求,就是他们三年之后必须接手所有工作。方晋说,地方政府看到了项目的效果,老百姓也非常支持,地方政府就愿意做。甚至一些中央部委对口扶贫的地方,他们觉得基金会的项目好,还会主动邀请基金会去当地做试点。这是对基金会试点工作的很大的肯定。

  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全面收官之年,千年梦想即将在最后的冲刺中成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把基础打得再牢一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而贫困地区儿童发展问题作为脱贫攻坚的短板,其解决就需要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方晋表示,在新的一年里,为了配合国家脱贫攻坚的要求,基金会将恪守自己的职责,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为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一个更加阳光的起点而做出更加积极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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